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十字军之王3凯尔特选举法是什么，以及雅利安，盎格鲁撒克逊，日耳曼，斯拉夫等白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对应的知识点，文章可能有点长，但是希望大家可以阅读完，增长自己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可以解决了您的问题，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本文目录
- 帝国时代2缩影是什么意思
- 西方的中世纪到底是怎么回事
- 雅利安，盎格鲁撒克逊，日耳曼，斯拉夫等白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 中世纪时英格兰的统治结构是什么样的
- 普鲁士和德意志是什么关系，现在德国人自称普鲁士人还是德意志人
- 你们说的吟游诗人是什么人人物
帝国时代2缩影是什么意思
帝国时代2缩影，可以理解为1美洲风格：玛雅，阿兹特克2东亚风格：中国，高丽，日本，蒙古3西亚、北非、东欧（主要是巴尔干半岛）风格：拜占庭，撒拉讯，土耳其，波斯4西欧风格(中欧，主要是神圣罗马帝国，十字军）：条顿，维京，匈奴5西欧风格（德国以西）：法兰克，西班牙，不列颠，哥特，凯尔特，风格有5种，但国家好像记不全了，见谅
西方的中世纪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世纪的西欧一个最大缺陷就是政教不分，宗教变相纠缠政权，全面压制着思想体系的内容，控制着人们的经济生活，阻碍着市场经济世纪左右，但其真正发挥干政的作用是到公元2世纪左右的教父传教阶段，此前基督教是使徒的发展阶段。基督教向西欧传播，在中世纪开始时已有近五个世纪（从公元前后到公元五世纪中期开始）的渗入。传教教父与腐朽的罗马贵族逐渐走到一起，在政权领域变相纠缠，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的发展。中世纪开始之后到10世纪的时间里，整个欧洲经济乏力，政治昏暗，思想模糊，蛮族入侵，全面而深刻的内忧和强大的外患交相压迫，在如此的社会之上，上帝高悬、遮天蔽日，被称为“黑暗时代”。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地中海北部——欧洲开始形成大量封建国家。
其实，如果你能深刻地体会西方在“轴心时代”时候形成的社会整体，那么你就能感觉到基督教相对于整个西方的历程来说，只是一件遮蔽心灵风雨的外衣，并且西方在披上这件外衣的时间在西方已经形成自己的内质和外形之后，可是这件外衣披到西方身上之后，偷偷撑起了自己捎带的雨伞，西方在自己需要遮蔽风雨的当口也接受了这一现实，可事后，西方发现，雨伞和外衣虽然暂时遮蔽了风雨，但是也造成更大的不便——完全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并且完全遮蔽了自己在风雨停住之后想看见的雨后阳光的天空——这种现象在公元11世纪左右就已经显出端倪。
在中世纪、尤其是“黑暗时代”，西方的社会结构变得相当不伦不类，市场经济在残若游丝地坚持，民主政权并没有完全断绝，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体系整体在深层艰难而微弱地延续着，也就是说，在“轴心时代”形成的西方的社会整体仍微弱地延续，只不过，被上帝全面“统摄”。
宗教不仅逐级控制了国家权力，全面统摄着思想体系（关于社会、关于自然的认识，还有形而上学）。宗教更深入地进入整个全民的经济生活。
于是，宗教逐渐深入人心，并扎下永远的深根。时间长达一千多年，在后来西方近现代发生全面的转变之时，也不能彻底除去宗教的影响。上帝已经成为西方的血脉的一份子。
我们必须看到，即使在中世纪，西方的政权也没有中国的皇权绝对，至少西方的经济是市场经济，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民主政权是必然也是必须。虽然中世纪西方的市场经济在政教结合的政权和宗教的压制下几乎要失去，但是由于实在是不能用其它经济模式替代，所以，严重畸形的市场经济还是得以延续，于是民主政权还是有微弱的延续。毕竟，在西方，政权还是没有完全与宗教合为一体，不像中国，由于几乎完全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基础之上，形成了天人合一的绝对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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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利安，盎格鲁撒克逊，日耳曼，斯拉夫等白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在欧洲，曾经有一个强大的帝国“罗马帝国”，统治了欧洲1500多年，他继承了古希腊的文明，在欧洲，以“文明人”和“正统”自居。
罗马帝国很大，以地中海为中心，横跨欧洲，亚洲，非洲三大洲，整个地中海周边全是他们家的，地中海，也成了他们家的“内湖”。
这一点很好理解，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大部分都是“大江大河”，在水源两岸生活，是古代人类共同的选择。
在广大的西欧，北欧和东欧，同样生活着古老的族群，在罗马人眼中，他们都是一群没有开化的野蛮人，被成为“蛮族”，主要代表就是凯尔特人（西欧）、日耳曼人（北欧）、斯拉夫人（东欧）。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说当时的罗马帝国是我们的“秦汉帝国”的话，那么凯尔特人就是西域，日耳曼人就是匈奴，斯拉夫人就是东胡。
就像中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经常南下侵扰中原一样，欧洲北方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也会经常去攻打罗马帝国，“打土豪，分田地”这种活，人人都想干。
因为国土面积太大，为了应对不同方向的蛮族入侵，公元395年，狄奥多西一世把罗马帝国分成了两部分，东罗马和西罗马，分别交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
此举，原本是为了能让两个帝国，分别集中精力对付外来入侵，但是，“分家”也会带来一些坏处，那就是力量被一分为二，很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而首先出来“打土豪”的就是日耳曼人。
日耳曼人日耳曼人，最早生活在北欧的丹麦，瑞典，挪威附近，是北欧人与波罗的海南岸土著通婚而留下的后代。
第一次使用“日耳曼”这个称呼的，是希腊历史学家波希多尼。著名的罗马帝国首领凯撒大帝，在他所写的《高卢战记》中，也把位于莱茵河东岸，他的对手们称呼为“日耳曼人”。
公元前6世纪左右，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日耳曼人开始向欧洲南部迁徙。在迁徙的过程中，日耳曼人分裂出来了法兰克人、盎格鲁人、萨克逊人、西哥特人、东哥特人、勃艮第人、条顿人、汪达尔人、辛布里人、维京人。
占据了阿尔卑斯山脉后，日耳曼人把生活在这里的凯尔特人给赶跑了，无家可归的凯尔特人，只好横渡英吉利海峡，来到了英伦三岛。
这里已经是欧洲的最西部了，也是当时最荒凉的地方，再往西就是大西洋了，说不定，当时的凯尔特人认为，这里就是世界的尽头了。
凯尔特人以为，他们跑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而且隔着茫茫大海，一定能躲过日耳曼人的追杀，过上太平的日子。谁知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最终，盎格鲁撒克逊人，还是追到了他们屁股后面。这是后话，我们一会儿再讲。
凯撒大帝时代，日耳曼人已经占据了莱茵河两岸，并在这里定居下来，他们的到来，对强大的罗马帝国构成了威胁，于是，在公元2世纪左右，罗马帝国，开启了对日耳曼人的进攻。
公元前12年，罗马帝国在莱茵河附近集结了36个兵团，共计30万人，对日耳曼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虽然日耳曼人顽强抵抗，让罗马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最终他们不得不臣服于罗马帝国。
在同罗马人的斗争中，日耳曼人逐渐明白，只有团结才能战胜一切，于是，各个部落联盟的形式不断出现，这些部落联盟，就是后来欧洲日耳曼国家的雏形。
公元9年，日耳曼人与罗马帝国的3万人军团，在条顿堡森林打了一场遭遇战，这次日耳曼人完胜，这是日耳曼人第一次战胜罗马帝国，此后，越来越多的日耳曼部落，脱离了罗马帝国的控制。
获得胜利的日耳曼人，信任倍增，他们开始主动的进攻罗马帝国的边界，而恰巧，这个时候的罗马帝国进入了衰落期。
公元376年，由于匈人的不断进攻，日耳曼人的一支“西哥特人”，请求到罗马帝国避难，这个请求，得到了罗马帝国皇帝的同意，于是，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进入巴尔干半岛的色雷斯。
色雷斯，位于今天的希腊北部，保加利亚南部和土耳其一部分。
在这个时期，由于受到匈人的压迫，大批的日耳曼人进入到罗马帝国，他们成了罗马帝国的雇佣兵，但是，就是这群雇佣兵，最终灭了西罗马帝国。
公元418年，西哥特人联合当地的奴隶，攻打西罗马帝国，并在高卢的西南部建立了“西哥特王国”，这是日耳曼人建立的第一个王国，就是今天的西班牙，葡萄牙。
公元476年，西罗马的日耳曼人雇佣兵首领，奥多亚克起来造反，推翻了西罗马帝国的统治，随后西欧建立起了大大小小的日耳曼人统治的王国，其中，法兰克王国，是其中实力最强的一个。
公元800年，罗马教皇为法兰克王国国王举行了加冕仪式，算是正式承认了日耳曼人的统治地位，经过上千年的努力，当年的蛮族，终于成了西欧的主人。
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的国王签订了《凡尔登条约》，把国家一分为三，分别是后来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
就在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前后，日耳曼人的一支，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开始渡过英吉利海峡，入侵英伦三岛。
盎格鲁人，发源于丹麦，撒克逊人，发源于德国，这两支人同时到达了英伦三岛。
英伦三岛上的土著，是被日耳曼人撵走的凯尔特人，面对外族的入侵，凯尔特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为了对付凯尔特人，有着共同祖先的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就联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后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最终，盎格鲁撒克逊人占据了英伦三岛，他们就是英国人的祖宗。大航海时代开启后，英国到处移民，其中最主要的海外移民地就是北美洲，澳洲和新西兰，所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都宣称是盎格鲁撒克逊人。
这五个国家，就是臭名昭著的“五眼联盟”。
英伦三岛易主了，但是土著的凯尔特人并没有完全灭绝，他们再退一步，退居到了更加北部的苏格兰和西部的爱尔兰。直到现在，苏格兰、爱尔兰和英格兰之间还不断闹矛盾呢。
因为对于苏格兰和爱尔兰来说，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就是入侵者。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就进入了中世纪，此后，东罗马帝国成为唯一的继承人，又延续了1000多年。
东罗马帝国，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以希腊语为官方语言，以东正教为国教，因此，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和古罗马，是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推翻了东罗马帝国，终结了罗马帝国在欧洲1500年的统治，从此以后，日耳曼人彻底成为了西欧的主人。
现在的挪威、丹麦、瑞典、冰岛、德意志、奥地利、瑞士、英格兰、荷兰、卢森堡、法国，意大利都是日耳曼人建立的国家。
现在，也就罗马尼亚，还算是比较纯正的罗马人后代，在拉丁语中，“罗马尼亚”的意思，就是罗马人的国家。
斯拉夫人斯拉夫人，发源于波兰的维斯瓦河，主要居住在东欧，随着向不同方向的迁徙，他们逐步发展成了东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西斯拉夫人。
东斯拉夫人，就是如今的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地区的人。
西斯拉夫人，就是如今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地的人。
南斯拉夫人，就是如今的巴尔干半岛上的人，包括了塞尔维亚、黑山、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波斯尼亚、保加利亚等地的人。
斯拉夫人之所以分裂成三部分，一方面和迁徙有关，另一方面也跟他们的信仰有关。西斯拉夫人信仰大神配龙，东斯拉夫人则信仰太阳神和火神，至于南斯拉夫人，则更加信奉天神和水神。
公元6世界，斯拉夫人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国家“摩萨公国”。
为了向西发展，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也是不断的干架，公元830年，斯拉夫人建立的大摩拉维亚波希米亚公国，被匈牙利人干翻了。
公元862年，东斯拉夫内乱，北方的维京人南下调解内乱，趁机建立了“基辅罗斯公国”。维京人可不是什么善茬，而是有名的“海盗”，他们擅长航海，到处抢劫。
公元11世纪，基辅罗斯公国分裂为18个公国，其中就包括“莫斯科公国”，也就是现在俄罗斯的前身。
公元13世纪，蒙古人西征，在罗斯公国的地盘上建立了“钦察汗国”，罗斯诸公国都臣服于蒙古人。
经过不断的民族融合，斯拉夫人的身体里，已经有了维京人（海盗），蒙古人（上帝之鞭）的血液，难怪俄罗斯会成为“战斗的民族”。
1472年，莫斯科公国的伊凡三世，迎娶了东罗马帝国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菲娅。这是一个好女婿，他不但娶了罗马帝国的公主，还继承了东罗马的“东正教”。
至今，俄罗斯都以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居，也是全球东正教的中心。俄罗斯国徽上的“双头鹰”也是来自于东罗马帝国。
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一直和欧洲国家格格不入的原因，一边是继承了“老东家”罗马帝国全部资产的“新东家”，一边是“老东家”的女婿。
双方指着鼻子互骂：“你们侵占的，是我老丈人家的家产”，“一个赘婿，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老东家嗝屁了，现在我是东家”。
娶了美人的伊凡三世，人气爆棚，一口气吞并了周围好几个公国，最终联合克里米亚汗国推翻了蒙古人钦察汗国的统治，获得了独立。
1547年，大公伊凡四世由东正教大主教马卡里为其加冕而称帝，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很牛的称呼“沙皇”，他也成为俄国第一个沙皇。
“沙皇”，在拉丁语中，就是“凯撒”的意思，伊凡四世起这个名字，就是暗示自己血统的纯正性，时刻提醒世人，俄国，才是东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者。为此，他也把俄国称呼为“第三罗马”。
1712年，沙皇彼得一世自称“皇帝”，改俄国为“俄罗斯帝国”，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苏联建立。
雅利安人在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前，还有一个更古老的族群，他们就是雅利安人。
现代基因研究表明，德国的日耳曼人，拥有19.5%的雅利安人基因；伊朗人，拥有18%的雅利安人基因，俄罗斯人，拥有47%的雅利安人基因，波兰人，拥有50%的雅利安人基因，印度人，拥有39.5%的雅利安人基因。
这些数据表明，雅利安人，是印度人和欧洲人共同的祖宗。
雅利安人，起源于俄罗斯的乌拉尔山脉，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随着小冰河期的到来，那里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于是，他们开始向南不断迁徙。
一支雅利安人迁徙到了印度，并在那里留下了“种姓制度”。因为雅利安人要保持自己种族的纯正性，因此不允许与其他种族通婚，目前印度的高种姓“婆罗门”就是雅利安人的后裔。
印度的梵文，与古希腊，阿拉伯语都非常的接近，因此，现在有“印欧”语系的说法。
一支雅利安人迁徙到了波斯（伊朗），并在那里建立了“米底王国”。最初，波斯人信奉的是“拜火教”，这曾经是一个非常大的宗教，在中亚非常流行，甚至还传入了我国的北魏。但是，11世纪后，伊斯兰教传入波斯，逐渐替代了拜火教。
当然，还有一部分雅利安人没有迁徙，他们成了斯拉夫人的祖先。
在网上有一个很火的问题，就是“欧洲，为什么没有像中国一样，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是地形。中国的东边是大海，南边是高山和原始森林，西边有喜马拉雅山，北边是一片沙漠。
这种有利的地形，让中国在很长时间内都是自给自足，自我发现，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闭环系统”。
而欧洲是一个大平原，从法国到北欧，向东到俄罗斯的乌拉尔山脉，全部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没有任何的天然屏障，容易成为外族入侵的对象。
第二是文化。古希腊，古罗马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帝国，就是因为他们有先进的文明和文化，而日耳曼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仅仅是一个人种的划分，日耳曼之下，又发展出了很多的民族，他们又各自的信仰和文化，是很难统一的。
欧洲人，天生就有扩张的基因，他们从北欧发源，一路向南，向西，向东发展。
在西方，他们受到大西洋的阻隔，暂时停止了扩张的脚步，但是，大航海时代到来后，他们再次迈出了扩张的脚步，终于把触角伸入了全世界。
中世纪时英格兰的统治结构是什么样的
中世纪指的是公元1066年到1485年之间，也就是英格兰的诺曼王朝到约克王朝时期。这一时期，英格兰处于无休止的动乱之中。当时的权利结构主要分为4级，分别是国王、封建主、教会和城市，这种统治结构促进了下层民众的崛起，在这一时期下层民众渐渐摆脱了束缚，成为了自由民。
玫瑰战争之后，国王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制约，与此同时教会和贵族封建主的权力壮大了起来，一些农民在这种动乱的情况下，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成为了乡绅，最终发展成为了英格兰政治领域中的中坚力量。
一、英格兰中世纪的上层统治结构（一）国王权力的变化
诺曼征服之前“习惯法”是当时英格兰社会普遍实行的一种法律，这种法律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亨利二世时期颁布了《克拉伦敦法令》，确立了巡回审判制度，在这一制度的执行下，各地法官对当地的“习惯法”进行了汇编整理，形成了“普通法”。
虽然“普通法”更加规范，但是当时的英国民众认为“习惯法”发源于古代，神圣不可侵犯，就算是国王也不能例外。因此民众对于国王的这个行为十分不满，于是便想法设法利用法律限制王权。
诺曼征服后，国王威廉一世留下了一定的土地用作王室专有的“王田”，其余的土地分封给了大臣。自此以后国王需要靠自己的封地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一般情况下不能向百姓征收赋税。可见在这一时期，英格兰国王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二）教会权力的变化
相比于其他欧洲国家来说，英国由于远离欧洲大陆，所以基督教传入的较晚，因此相较于其他国家来说，基督教对英格兰的影响也较小。基督教在英格兰的建立和发展得益于王室贵族的带动作用。当时传入英格兰的基督教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从东南部传入的“罗马派”，另一类是从北部传入的“凯尔特派”。这两个派别的存在推动了基督教在整个英格兰的传播，但也决定了英格兰教会分裂的局面。
在世俗王权的推动下，宗教南北两派得到了统一，“罗马派”在国王奥斯威的确立下成为了英格兰的唯一正统的信仰。同时教会也确立了王室统治在宗教方面的合法性。不过随着世俗君主权力的巩固和教会的持续膨胀，王权和教权之间出现了裂缝。
公元1147年，罗马教皇尤金三世下令各级僧侣不得让世俗官员参与教会事务的裁决。随后英格兰教会也发布了相同的禁令，这表示国王将无法干涉教务的处理。
同时这一时期教会的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当时教会向居民征收“什一税”，这一税收制度规定，百姓们所有农牧产品的1/10都需要上交给教会。在这一制度的推行下教会赚得盆钵满盈。除此之外，教会拥有自己的土地，当时教堂土地的总收入已经达到了126,000英镑，而英格兰的所有世俗财产才为25万英镑。也就是说，当时教会土地的收入几乎占全国收入的一半。
到了中世纪末期，罗马教会出现混乱，无力再与王权做斗争。与此同时英格兰国王开始了对本国教会的驯服和对罗马教廷的排斥。
最终，教权再也无力与王权做斗争。英格兰君主收回了大量被教会所侵占的王室地产，并颁布了《永久管业法》。法律规定，教会不许侵占任何封地。在司法上，教会的司法权被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到了“宗教改革”后随着英国天主教会的消亡，宗教司法权限也随之消失。
总的来说中世纪，英格兰的教权和王权之间的关系由合作转变为冲突，最终教权向王权臣服，教会变成了服务封建君主的思想工具。
（三）贵族封建主阶级的壮大
诺曼征服时，国王将全国的土地分封给了臣下，以此为条件来召集地方军队，同时这些分到土地的贵族封建主又将土地分封给更小的封建主。因此，战争后封建领主数量激增，由于每个封建领主都有自己的法庭，所以也导致了法庭数量的激增。
当时的司法系统分为国王法庭，地方郡法庭，百户区法庭和领主的私人法庭。在这种状况下，国王为了扩大自己的司法权限，将地方司法法庭和领主法庭的很多权限转移到了国王法庭中，这激起了地方封建主的强烈反对。
约翰一世继位后，曾多次发起战争，践踏法律，他的这种行为引起了封建贵族和教会高层的不满。于是贵族封建主们联合起兵，约翰被迫签订了《大宪章》，确立了“王在法下”的原则。国王权力被大大压制的同时，贵族封建主的权利得到扩大。
（四）城市权力的自由化
城市建立在国王教会和封建主的领地上，向他们交纳赋税，同时城市的经济、政治的发展会受到他们的阻碍。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时，很多处于教会封地上的城市购买了特权，不必再向教会交纳赋税，拥有了充分的经济政治自由。
不久，理查德一世在东征中被俘，许多建立在国王领地上的城市因为交纳了国王赎金而获得了豁免权。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渐渐实现了自治。
二、农奴自由化在中世纪的英格兰，庄园是农民生产的主要模式，封建领主将一部分土地留为自领地，其他土地分给农奴，这些农奴没有人生自由，除了从事农业劳动以外，还要服从修桥、补路的劳役，甚至死后还要交纳“死手捐”。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下农奴十分渴望挣脱领主的控制，取得自由的身份，于是农奴们纷纷通过各种办法逃离庄园。
当时，奴隶身份的男子往往会选择与自由身份的女性结婚，这样他们所生出来的孩子，就是自由人了。除此之外很多农奴会想尽办法逃往城市，按照规定他们只要在城市里居住1001天就可以将身份转化为市民。再次是开垦荒地，这种方式创造了与过去庄园经济毫不相同的新型经济。最后一种方式是庄园领主主动放弃对农奴的管控权。
1348年，欧洲爆发黑死病，这场灾难几乎使当时英国人口少了一半，所以劳动地租也就变得无利可图，于是传统的庄园生产模式转向了货币地租，这种转变使很多农奴获得了人生自由，得到了解放。
为了削弱地方封建领主的势力，国王不断设立法制障碍使封建领主在追捕农奴时层层受阻。最终，农奴的人数越来越少，在1350年英格兰农奴人数超过了总人口的半数，到了1600年农奴人数几乎为零。
三、乡绅阶级的崛起在取得自由身份以后，一部分农民经济实力越来越强，成为了新兴的土地阶级乡绅。随着乡村阶级的壮大，过去的封建庄园体系开始瓦解。
中世纪的土地制度，分为按合同种植和按习惯种植两类，大部分农庄采取的是后者。在按习惯种植中，租户要去庄园法庭取得一份法律文书，取得文书的租户被称为“公簿持有农”，他们要向庄园交纳租税，租税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数量巨大的过户费，另一部分是年度地租，地租的额度是固定的，不能随意更改。
价格革命的爆发使一些“公簿持有农”迅速暴富。他们用赚的钱置办了田地，成为了新型的土地阶级——乡绅，据统计1690年乡绅阶级拥有的土地数量占到全国土地总量的83%。随着农奴阶级的减少和乡绅阶级的壮大，中世纪后期英格兰的阶级界限渐渐模糊。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乡绅阶级要求提高政治地位。一开始议会由国王主导，参与者大多是教俗贵族。到了爱德华三世时期，骑士和市民阶级代表组成了单独的议院，也就是后来的下院。到了1485年下院的政治地位等同上院。据统计，伊丽莎白时期的372位下院代表中有300位都是乡绅。
总结：中世纪的英格兰统治结构是多元化的，这种多元的政治结构为下层民众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他们的崛起推动了英国政治的进步。
普鲁士和德意志是什么关系，现在德国人自称普鲁士人还是德意志人
问答也来个三连。补上普鲁士这一环，德国历史这个话题，就算讲完整了。
英国首相丘吉尔说：普鲁士是万恶之源。万恶之源，基本代表了西方世界对普鲁士的观感。从一战到二战，德国都是战争的策源地。即便如此，大家也不能彻底否定整个德国和所有德国人。于是，普鲁士就成了最终清算对象：这家伙才是真正的万恶之源。
英国人只是说说，而苏联人则身体力行。进军的德国的时候，苏联红军的一个明确任务，就是铲除普鲁士的历史记忆。所以，不仅普鲁士境内的古老庄园要被毁掉，就连贵族世家的祖坟也要铲平。其中，还包括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祖坟。
但是，苏联人觉得还不彻底。
二战后，苏联要求德国必须把普鲁士首任国王的加冕地，即哥尼斯堡，划给苏联。在彻底改造后，哥尼斯堡变成了一个纯俄罗斯城市，即加里宁格勒。这个哥尼斯堡还是大哲学家康德的故乡。但现在，它已经不属于德国。
欧洲人在感情上恨死了普鲁士，苏联人在行动上清算了普鲁士。杀人不过头点地。到这个时候，普鲁士的悲惨命运总该有个终点了吧？
并没有。
1947年，苏联和西方世界联起手来，共同宣布：以普鲁士为名的国家正式灭亡，并不获承认。
自此之后，世界再无普鲁士。
那么，对于普鲁士，德国人又是什么观感呢？
普鲁士与德国的关系，有点儿类似于战国以后的秦国与天下的关系。秦国统一了天下，但天下人都恨秦国、也恨秦人。于是，秦国灭得最彻底。后世关于秦国和秦朝的批评，也最激烈。
普鲁士在德国就是这个待遇。
简单说，不仅欧洲人、苏联人对普鲁士欲除之而后快，而且德国人自己对普鲁士同样视如仇雠。甚至，这种感情基调还是穿越时间维度的存在。
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就特别不喜欢普鲁士。战后德国成长起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则直接把普鲁士等同为军国主义，认为普鲁士与希特勒一脉相承。
那么，是不是因为德国人输掉了二战，所以才把罪责和怨恨推给了普鲁士？
实际上，在一战及以前，普鲁士的人设就不怎么样。
《他们已不再变老》这部纪录片，以众多英国士兵的口吻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中的一些话，特别值得玩味。
在见到德国战俘之后，英国士兵说，“很多德国军人其实并不坏，非常友好”。
这是一种不带成见的客观评价，但接下来的口风就变了。
“事实上，其中一些巴伐利亚人是非常正派的人”，“巴伐利亚人和萨克逊人，他们是德国人中比较文明的，可能因为有英国血统吧”。
不是所有德国人都很友好，而是巴伐利亚人和德国的撒克逊人很友好。那么，普鲁士人呢？
“之前，有个德国伤员，应该是巴伐利亚人，我们（英国士兵）对他很好，要吃有吃、要喝有喝，他甚至也开始咒骂普鲁士人”。
不仅英国人咒骂普鲁士人，而且连德国俘虏也跟着英国人咒骂普鲁士人了。
“我们前方遇到（德国的）撒克逊人，甚至会提醒我们，要跟他们换防的是普鲁士人。他们憎恨普鲁士人。普鲁士人就是一群残忍的混蛋”。
这时候，你会发现：一战战场上的德国士兵未必恨英国人，却特别恨普鲁士人。
所以，对于普鲁士的恨，是不分地域的。而且，还是穿越时间的，现在是这样、以前是这样；二战后是这样，二战前是这样。
但正如“祖龙魂死业犹在”“百代都行秦政法”一样，现代德国的统一框架和底层精神，恰恰源自普鲁士。从德国自身的历史来说，普鲁士必须居于核心地位。
首先，普鲁士实现了德国统一。神圣罗马帝国时期，你只能说那是一个德意志地区，而不能说是统一的国家。正是因为普鲁士崛起了，德国才实现了统一。是普鲁士人统一了德国，建立了现代德国。有了这个历史事实做背书，普鲁士的地位就不能被忽视，也无法被撼动。这就如秦国和秦朝不能被忽视一样：大一统加中央集权标志着中国实现了政治早熟、建立了“现代”国家。这个历史路径是从秦朝开始的，而不是从汉开始，更不是从周开始。
其次，普鲁士奠定了德国的底层精神。今天我们对德国人的总体印象，即德国的民族性，比如守时、尽职、讲效率、组织性、纪律性，等等这些都源自普鲁士，而不是巴伐利亚、符腾堡等南德地区。一盘散沙加分崩离析的神圣罗马帝国，更不会涌现出这些东西。正是因为普鲁士统一了德国，才把自己的这些特质变成了德国的特质。
所以，追溯德国特质的形成，一定要从普鲁士身上寻找答案。
普鲁士的源头，不是某个部落，也不是某个贵族，更不是某个地区，而是条顿骑士团。这是一个宗教性的封建军事组织。所以，它首先是一个军事组织。军事组织的纪律性，天然成为这伙人的精神气质。
同时，条顿骑士团，还是一个宗教性的组织。所以，宗教对它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在当时，宗教的最大影响就是十字军东征。这是来自罗马教会的呼召：你们要向东殖民，去征服和改造异教徒。条顿骑士团，自当义不容辞。
正是在向东殖民的过程中，条顿骑士团从一个宗教性的封建军事组织，发展成一个统治17万平方公里土地和100万人口的准国家组织。在诸侯林立的欧洲，这已经是相当可观的体量。
但这时候，条顿骑士团还听命于罗马教会。
随即，马丁?路德掀起了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当时的骑士团大团长，亲自去拜见了马丁?路德。在路德的建议下，骑士团改为世俗国家，正式与罗马教会决裂，建立了普鲁士公国。
之后，普鲁士成为新教在东北欧地区的桥头堡。新教在这个地区的第一场布道，就选在了普鲁士的哥尼斯堡。
到这个时候，普鲁士的两个底层精神来源，也就出现了：一个是骑士团，一个是新教。骑士团的纪律、苦行、协作和尚武，新教的理性主义和彻底性，共同注入到了普鲁士的民族特质之中。
而向东殖民的过程中，普鲁士越来越远离欧洲的文明中心罗马，而越来越接近斯拉夫文化圈。所以，远征的艰苦和征战，斯拉夫人的坚忍和服从，又对普鲁士进行了一种“深入灵魂”的改造。
骑士团、新教、远征和斯拉夫，以及远离罗马，等等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普鲁士。你不能说普鲁士是罗马的，因为它远离罗马；你也不能说普鲁士是传统的，因为它改信新教；你也不能说普鲁士是世俗的，因为它来自骑士团；甚至，你都很难说它是德意志的，因为它的发展历程独树一帜。
歧视源自选择，选择源自不同。一个与众不同的普鲁士，也就难免遭遇各种歧视和非议了。
而接下来，普鲁士还要继续与众不同。
近代欧洲之所以崛起，一是因为资本主义，二是因为理性主义。资本主义砸破了封建枷锁；理性主义砸破了宗教牢笼。
但，普鲁士的崛起路径不是这样。具体而言，普鲁士崛起主要有两个可见的支点，和一个贯穿其中的逻辑。
第一个支点：官僚制。
从理性主义生长出了现代国家。而现代国家的标配就是官僚制。权可认为这是欧洲现代化的一般路径。
这里所谓的官僚制，你完全可以认为是中国早在秦朝就建立的官僚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政治秩序的起源》所说，“中国比希腊和罗马更值得关注，因为只有中国建立了符合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中国成功发展了统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管理众多人口和广阔疆域。”
普鲁士建立官僚制的过程，更接近于中国战国时代的秦国。
三十年战争打完之后，继位的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立即着手建立国家常备军。为什么刚打完仗就要建立常备军？
因为竞争激烈。
三十年战争期间，新教和天主教的军队把德意志当成了主战场，在这里反复冲杀。后期，外国军队开进普鲁士的时候，首先遭遇的不是敌人，而是饥饿。因为普鲁士已经俨然被动“坚壁清野”了，很多地方被杀成了无人区。
所以，为了生存，普鲁士必须建立常备军。接下来就是一条类似于秦国变法的连锁反应：为了养活常备军，就要收税；为了收税，就要建立官僚制。于是，一个专业化、高效率的官僚体系就在普鲁士诞生了。
我们一般认为德国人的效率高，实际上不是德国的人效率高，而是德国的国家效率高。而德国的国家之所以效率高，就是因为官僚制。有了专业化、体系化的官僚制，你才能效率高，才能集中力量干大事。
从秦战国到秦朝，也是同样的逻辑链条：因为竞争激烈，所以要整军备战；因为要整军备战，所以要集中资源；因为要集中资源，所以要革新国家组织模式。而革新的国家组织模式，就是官僚制。
同时，普鲁士的一些做法，完全就是秦政秦制翻版。比如搞基础设施建设，开运河、修桥梁；比如搞统一币制，建立全国性的邮政系统。这与始皇帝驰道天下、统一度量衡如出一辙。秦朝对农业生产高度干涉，甚至播多少种子都要规定到法令中。而普鲁士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则强令全国百姓吃土豆、种土豆。为了保护水土、促进农业，普鲁士规定农民在结婚之前必须种满12棵树。这种精细化的官僚操作，你在传统欧洲，甚至近代欧洲，都很难找到类比的对象，却都可以拿来与秦国类比。
近现代欧洲国家的崛起路径，应该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的思想觉醒，然后自下而上、自我组织的社会运动，最后逐渐实现了现代化。而国家仅仅负责完成最后一环。英国和美国就是这套标准流程。
但普鲁士的崛起路径则是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国家是监护人、国家是推动者、国家是组织者。自上而下，就是普鲁士的发展特征。
德国的统一和强大，完全是普鲁士模式在整个德意志地区的广泛溢出。而最高效率的溢出方式，就是战争。民族主义成形于法国。拿破仑打遍欧洲之后，民族主义就溢出到了整个欧洲大陆。这套逻辑同样适用于普鲁士和德国的统一。所以，理解普鲁士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普鲁士军队。
第二个支点：普鲁士的军队。
“其他的国家是拥有一支军队，但普鲁士却是一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
但是，法国有拿破仑的军事政变，英国有克伦威尔的军事革命。然而，普鲁士的军队，却从未发动过政变和革命。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普鲁士的军队，而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为军国主义。
军队在普鲁士的地位，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军队要么走在国家的前面，成为改革的急先锋；要么走在国家的后面，成为保守的反对派。
普鲁士的军队属于前者。
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要建立普鲁士的国家常备军。于是，有了官僚制的连锁反应，即：为了养兵，必须收税；为了收税，必须用官。
但官僚制涉及到整个国家的结构转型，所以这个连锁反应缺少了重要一环，即：普鲁士怎么搞定反对派？怎么才能把权力从贵族手中转移到官僚手中？
实际上，这就是政治集权的问题。在秦战国，主要是通过商鞅变法实现的。而在普鲁士，则主要是通过军队来实现的。
因为三十年战争打得实在太惨，还因为普鲁士处于四战之地，所以必须打造统一的国家军队。这是基本共识。但军队建立起来之后，应该由谁指挥？如果由贵族来指挥，那还不如不没有。所以，军队要由君主来指挥。到这一步，还是商鞅变法的套路。
但是，接下来则出现了分叉：政府官僚制、军队尚首功，然后干废贵族，这是秦战国的路子；而普鲁士则是让贵族加入军队，担任军官和君主的侍从。贵族被普鲁士的军队吸收了。所以，普鲁士的军队成了国王和贵族间的联系纽带。
军队在普鲁士很重要，但普鲁士的军队为什么能打？
军队优先，一直是普鲁士的国家传统。脉络之下还有脉络、地基之下还有地基。而普鲁士最深的脉络和最底的地基，恰是条顿骑士团这个军事组织。所以，军队优先也就不奇怪了。这个路径依赖一旦确定，普鲁士军队就只能越来越重要，直至被打造成欧洲的样板军队。
制度再先进，也要靠人来执行。在这个过程中，“士兵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跟那个大选侯同名，但不是一个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普鲁士是个奇葩，“士兵国王”则是奇葩中的奇葩。
“士兵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完全是个一毛不拔的吝啬鬼。而这种吝啬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甚至连他的母亲，都忧虑这个吝啬孩子将来会怎么当国王。果不其然，当了国王之后，这家伙堪称吝啬到变态：各种排场花费一律砍掉、全国财政亲自审查。在花钱这件事上，“士兵国王”要多认真有多认真。
但唯一例外的就是军队。
对于军队，“士兵国王”不仅肯花钱，而且花大钱。就是在他当国王期间，普鲁士的军队从3.8万人扩张到8万人。在当时，普鲁士的总人口在欧洲排在第十三，而军队数量却能排进前五。如此规模的军队匹配如此体量的国家，必然导致畸形的财政安排。普鲁士的年财政收入是700多万银币，却竟有600万花在军队上。所以说普鲁士是军队拥有国家，一点儿也不过分。
接下来是腓特烈大帝，他高度重视军队的技能和军队的精神。军事演习，就是腓特烈大帝率先开创的。通过平时的军事演习，普鲁士军队不断磨练军事技能，提高了战术水平，脱胎为欧洲的样板军队。同时，腓特烈大帝还把普鲁士的国家主义注入到了普鲁士军队，强调军队不是为国王打仗，而是为国家打仗。
真正检验普鲁士军队的，当然是战争。七年战争期间，作为英国的同盟，普鲁士独自面对法、俄、奥三大强国。普鲁士的人口是500万，法、俄、奥的人口是8000万。但就是在这种悬殊对比的情况下，普鲁士硬是扛到了最后。
除了腓特烈大帝的明智指挥，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普鲁士拥有一支堪称欧洲样板的军队。普鲁士的军队，成就了腓特烈大帝的威名。
但是，1806年，普鲁士遭遇了真正的劲敌。这个劲敌就是拿破仑。在耶拿会战中，普鲁士的样板军队一败涂地。战败之后，领土被割走一半，军队由20多万人裁减到4万2千人，而且还要赔款一亿两千万法郎。
但60余年后，普鲁士的军队一雪前耻，六个礼拜就将法国打到投降。而且，普法战争后，普鲁士统一了德国，建立了强大的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那普鲁士是怎么重新崛起的？
一个逻辑：自上而下。
从普鲁士的官僚制到普鲁士的军队，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的运作特征。那就是普鲁士一直不断创新、不断改革，而创新和改革的方式一直是自上而下。
英国、美国，甚至法国，这些国家的近现代化方式，都是自下而上的。但普鲁士是自上而下，也就是国家主导、国家推动。
耶拿会战后，普鲁士痛定思痛，立即着手分析原因、实施改革。
普鲁士军队的战败原因，不是自己太差，而是对手太强。但对手的这种强，不是质量和数量的强，而是结构的强。样板军队的普鲁士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排队枪毙”的线式战术发挥到了极致。普鲁士的军队能够组成密集队形，然后一枪不发地压向敌人，在接近敌人后按照命令统一开枪。这是普鲁士的优势，却在耶拿会战中成了劣势。
先用大炮轰、再用骑兵砍、最后步兵上，这就是拿破仑的战争三板斧。可能未必管用，但炮兵出身的拿破仑则把炮兵运用发挥到了极致。（PS：法国的炮兵学的是普鲁士，但进行了重新编组，能够灵活在战场上移动，能够有效支援步兵）所以，密集队形的普鲁士军队一旦遭遇法国炮兵，就是一场灾难。
同时，拿破仑创造了师一级的军事单位。师这一级，不仅能够形成强大的战斗力，而且能够更为灵活的独立部署。这时候，法国军队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师组成的模块，排兵布阵成了拼图游戏。而普鲁士的军队结构，却仍然是几十、上百个营隶属于一个统一的大兵团。在战场上，两种模式孰优孰劣，也就立见分晓了。
此外，法国主要是革命军队，训练时间短、士兵不专业。所以，法国直接放弃了密集队形的“排队枪毙”，而是组成了各种小而灵的作战队形，横队、纵队、散兵应有尽有。在配合上炮兵以及师一级的战争模块，法国打普鲁士，就成了高维打低维。
但是，这些原因属于后视之明。当时的普鲁士未必能够找到。普鲁士只能看到海面上的冰山，所以改革只能从看得到的地方着手，诸如成立统一的陆军部、开放军官团以及设立军校等等。
但是，这些改革统统没用。因为根本就没有落地。但是有一点改革却发挥了作用，那就是：拿破仑的军队怎么干，普鲁士的军队就怎么改。
1813年莱比锡会战中，打头阵的普鲁士的军队就是按照法国军队的方式，再一次迎战拿破仑。战后，甚至连拿破仑都说：“这帮畜牲已经学到一些东西了。”
但是，普鲁士学到的，还不止如此。拿破仑首创了师一级军事单位，而普鲁士则首创了参谋部的指挥幕僚机构。
大兵团作战，往往依赖将军的聪明睿智。所以，才有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之说。但是，一个人再怎么睿智，也无法如臂使指地指挥庞大规模的军队。军队超过一定规模，将军不仅点不过来，而且也指挥不过来。比如莱比锡会战中，法国军队有18万人，但有一半以上的军队没被指挥到，也就没有发挥作用。所以，只有专业化的军事幕僚组织，即参谋部，才能指挥得动大兵团。
此外，还有以克劳塞维茨为代表的军事思想的创新。在承认战争具有不确定的前提下，军队只能在不确定性中适应战争，而不能僵化保守、固步自封。所以，虽然德国在一战和二战都战败了，但德国军队的战术从不落伍，甚至一直超前。这就是军事思想的作用。
自上而下的逻辑，一直主导着普鲁士的军队改革和创新。同时，自上而下的逻辑，也主导了普鲁士的国家改革和发展。
1806年以后，普鲁士着手实施了施泰因和哈登堡改革。这场改革，包括解放农民、城市改革、行政改革和军事改革。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普鲁士就获得了再次崛起。通过改革，普鲁士的国家权力直达社会基层，行政管理能力再一次升级。
1870年，普鲁士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沙石罐头”，竟然实现了帝国再造，建立了一个足以改变欧洲格局的德意志第二帝国。
那么，德国人、欧洲人，甚至苏联人，为什么都恨普鲁士呢？
没必要寻找其他解释。与众不同，就会招人恨。普鲁士的独特发展路径、行为方式以及外在表现，使它成了欧洲的一朵奇葩。普鲁士跟谁都不一样。挨骂也就再正常不过了。在普鲁士崛起的过程中，最招人恨的，可能还不是普鲁士，应该是法国。因为法国把自家国王都给杀了，在当时看来，这不是奇葩而是变态。所以，几乎全部的欧洲王国，不仅恨法国，而且怕法国。一战以后，比德国更招人恨的，是苏联。因为苏联比德国的普鲁士风格，更为与众不同。放到今天，也是一样。
普鲁士对德国很重要、对历史有影响，那普鲁士有什么问题吗？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轴。守时、尽职、讲效率、组织性、纪律性的反面，就是轴。一战之前，德国只有一套作战方案，就是施里芬计划：无论跟谁打仗，都要先灭掉法国。连德皇威廉二世都看不下去了，就问我们能不能不打法国、先打俄国。但总参谋部的回话是我们只有一套作战方案。普鲁士和德国的军队不政变、不革命，也不造反。但是，它极为讲求专业化，打仗是军队的专业，所以皇帝也要靠边儿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需要承担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轴。否则，德国先打俄国，法国未必插手，一战很可能不会打成世界大战。
再一个隐含其中的问题，就是负担。
历史提供了经验，但历史也提供了负担。越是历史深厚的国家，其所背负的行囊也就越是沉重。比如希特勒侵略苏联的时候，德国就把向东殖民当成了历史依据。向东殖民，实际成了一种历史的负担。
军队优先也是一种负担。两次世界大战都策源在德国，不能说与这种传统没有关系。英国人擅长搞外交，德国人擅长搞军事。遇到事情，英国人想的是：能不能谈判，而德国人想的是：能不能打赢。
而普鲁士最沉重的负担，则是国家主义。普鲁士能搞国家军队、能搞官僚制、能够坚持自上而下，都是因为国家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国家的权重过大。好处是效率特别高，而坏处则是导致社会难以发挥缓冲作用。在关键时刻，更无法阻止国家犯错误。
德皇说打法国、总参谋部马上画策、军队立即动员，老百姓说啥也不好使，甚至议会也要靠边儿站。希特勒挞伐欧洲、侵略苏联，几乎是想干啥就干啥。如果换做是英国和美国，希特勒能搞成吗？
功过是非也罢，普鲁士的影响都不能被忽视。虽然世界已无普鲁士，但理解德国却始终不能绕开普鲁士。
你们说的吟游诗人是什么人人物
吟游诗人是歌手、诗人。
游吟诗人，兴盛于11世纪至13世纪末，也叫游唱歌手，游唱诗人。十字军的尚武精神与骑士风度衍生的音乐表现促成了游吟诗人的形成与发展。
游吟诗人创作的歌曲的音乐特点是乐节完整，段落分明，节奏清楚，调式终止明显。音乐的节奏以诗的韵律为基础。诗的韵律，例如抑扬格的配置，则构成了歌曲的曲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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